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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美过程中，审美感知一审美表象—美感系统，是形成美感的基本环节。从审美客体到审美主体的美感生成之间，隐含有 3 个不易被人察觉的环节：“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表象”，即审美中介系统。园林审美中介仅用上述的纬度来区别，还难别其微，当用掌握世界方式来分析时，则显而易见。因为掌握世界的方式理论、宗教、艺术、实践、实践—精神 5 种。
作为艺术园林的审美，主要还是艺术的掌握方式。与此，中日园林是相同的，在皇家、私家园林中，表现突出。但是，中国园林表现为更加纯粹的艺术掌握方式，而日本园林则表现为偏向于宗教掌握世界的方式。下面就审美发生学、思维方式、反映世界的方式、实践活动方式、审美的反价值等几个方面，对中日园林进行剖析性阐述和对比。
第一，从发生学看，虽然艺术个宗教都根植于原始生产劳动领域的社会现象，二者的胚芽也均见诸于当时尚未分化的实践一精神体系，但它们产生于不同的社会需要，具有不同的社会根源。艺术的社会根源是：原始人在劳动中获得了自由，形成规律性认识并用于实践。宗教的社会根源是：原始人对自然的奥秘，显示出无奈和依赖，甚至幻想和恐惧。从中国园林的发展过程上看，在东汉末年引进的佛教，形成佛教园林，并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原因是长达 380 年的社会动荡中，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恐惧和逃避。隋唐一统下的儒家礼教和文教，使园林又开始了诗化艺术行程。隋后政局的多统一、少分离，使得中国园林的儒化过程得以彻底进行，文人化倾向和诗情画意的艺术特征更加显著。故中国园林的掌握方式，更适于用艺术的掌握方式。
而日本的社会在平安朝中期以前，皇权稳固，国家统一，自中期的宇多天皇六年（ 894 年），皇家政治时代进入贵族政治时代和武家政治时代，从平清盛的平家政权建立，到德川家康的江户幕府灭亡的约 700 年间，战争不断。人们把社会战乱与自然报复联系，由对自然的恐惧转向崇拜，从而建立了因果轮回和修炼成佛理论，以致在渗透入园林后，成为寺社园林。
宗教园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底蕴，不仅成就了自身的风格特点，而且影响和同化了皇家和私家园林。在桃山时代流行的茶庭，也叫露地。就是源于佛经《法华经》“长者诸子出于三界之火宅，坐于露地之中”之句。俗尘之家为火宅。在草庵寂寞的境地，是出世所在的山中清静之地和自我表达之所。通过草、青苔、落叶、洗手钵、石灯笼等，营造出一种和、静、清、寂的参道和庙宇气氛，即所谓“一鸟不鸣，云埋老树”。露地是在枯山水额微升华，其实是宗教园林加入茶道和佛道的综合表达。
第二，从思维形式上看，艺术和宗教虽然都主要地采取映象、表象和意象 3 种建立在人类普遍的思维规律、特别是辨正思维规律基础上的艺术思维方式，即艺术的构思和典型化过程。而宗教的 3 种思维则是与人类普遍规律相违的宗教思维方式，即图解宗教概念教义和标示神灵的抽象过程。艺术与宗教虽然都借助于想象或幻想，但是，艺术想象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真实反映俗基础上的积极的和创造的审美想象；而宗教想象则是一种建立在对现实生活颠倒反映基础上的消极的、虚妄的幻想。日本园林的佛教化倾向，就表明它试图通过对园林中人工自然的枯意和寂意表现，达到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对佛家美学最高境界佗意追求。其实，它反映的仅是真实世界的枯寂侧面。
艺术与宗教虽然都离不开情感，但是，艺术的感情产生于实在客体的作用和理性的表达，是艺术家和作家所普遍采用的，具有客观审美特点的高级的审美情感；而宗教情感是与迷信神鬼秘本结合，指向虚幻客体的、粗俗和盲目的情感。所以，中国园林是入世园林，有欢乐之象，能引起愉快，因为它是现实美（艺术美）的典型化。文人日本园林则有哀怨之象，会引起忧伤，因为它是虚幻美（宗教美）的典型化。
第三，从反映世界的方式上看，两者虽然都是通过形象反映世界的方式，但是艺术形象是一种有助于认识现实、人性和社会关系，并饱含作者思想感情和审美理想的形象，是一种虽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美于生活的，并有认识和教育意义的形象。而宗教形象则是一种离开生活、歪曲现实、麻醉个人、毒害社会、颠倒黑白的虚假反映。所以，中国园林的意义在于它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符合儒家的入世治世思想。但是，日本园林却是在长期战乱中，利用宗教麻醉自我、解脱压抑的精神港湾。人们在园林中，对落后和消极的把握世界方式熟识无赌，以致被群体同化。怪不得时至 1991 年，日本还有那么高比率的宗教信徒寺院园林能在群众中扎根，也情有可原。
第四，另外，从活动（实践）方式上看，艺术的活动方式与宗教的活动方式虽然同属于实践—精神的方式，但前者是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之下的，以实践为基础，可接受实践检验的认识、体验和改造社会的方式。而后者是在唯心主义迷信观念指导下，编造虚假神秘的宗教“幻象”和观念，并用以冒充客观存在，要求人们顶礼膜拜的特殊实践活动。由最初的巫术发展为神拜佛、消灾祛病、开恩启慈、普渡众生等特殊宗教膜拜活动，企图以此影响超自然物。如中日园林中“曲水流觞”就是源于宗教的祛病消灾活动，后来才发展为文人的宴会比文活动。另外，宗教园林的放生，也是依宗教理念的活动。
第五，从审美的正反价值看，中国园林的湖石标准“透、瘦、皱、漏”和盆景标准“枯、老、曲、病”，日本园林枯山水的“枯、寂、佗”和茶庭的“和、寂、清、敬”现象，都是反常态的现象。质言之，是一种丑。一树之丑（盆景）为小丑，一石（湖石）之丑为中丑，组石（枯山水）之丑为大丑，仪式（茶庭）之丑为奇丑。中国园林的丑偏向于具象和物质之丑陋；而日本园林的丑则偏向于环境、气氛和精神之丑。这种现象必须用审美价值与审美反价值的理论来解释。
审美价值的各种形态是摆动于主客体和谐与不和谐两级之间的关系序列。如果说和谐关系是美，那么不和谐关系就是丑。前后者分别是审美正面和反面的价值形态表现。故美与丑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共存的特殊审美价值形态，是一个审美反价值的基本形态。清代刘熙载说：“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之中，丘壑万千。”
丑石、病梅、枯山水的审美价值在于：首先，美丑虽处两级，却共处一个审美价值体系。第二，美丑相互对立，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互相转化。第三，丑石外表不美，却蕴藏着丰富与变化，显示出某种深邃的意蕴。因此，中日园林的内部都同时存在着美与丑的矛盾。
从中日两国园林美丑的发生发展历史上看，人类最先发现的是符合目的的自然和社会的美之正价值，把美的形式结构物化为园林景观。后来，人类又发现了自然和社会丑的反价值，并物化为园林景观，就出现了诸如丑石、病梅、枯山水、曲水、幽静的现象。中国园林的丑只停留在物的阶段，而日本园林的丑则进入到了精神的阶段。
从审美终极上看，中国园林的审美终极是天人合一，而日本园林的审美终极是人佛合一，或者说就是佛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