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建筑史研究概观

密教建筑是那么的丰富．而现存的实物却较少。相比之下，日本多少还保留有一些遗址、遗构，如室生寺金堂、塔(平安前期)、当麻寺西塔(约9世纪初)、醍醐寺五重塔(约952年)……皆是珍贵的遗构。然日本密教寺院建筑研究，在源流关系的分析上，也还较薄弱。

辉煌、华彩和绚丽是净土寺院建筑形象的特色，我们在唐代敦煌西方净土变壁画中，可略见其身影。日本的研究也在极力展现净土寺院建筑的形象及其内涵。首先是净土寺院的伽蓝配置有其独具的特色，所谓六胜寺(法胜寺、法成寺等)的研究．就多是在这方面的努力。如福山敏男的“关于六胜寺的位置”(昭和43年，墨水书房)、家永三郎的“法成寺的创建”(194O年，《美术研究》 lO4)等。阿弥陀堂是净土寺院的中心，故也是净土寺院建筑研究的主要内容。著名的平等院凤凰堂是现存最重要的阿弥陀堂实例( lO53年)，相应的研究亦多。如村田治郎的“凤凰堂建筑的研究”(昭和32年．《佛教艺术》31)、福田敏男《平等院图鉴》(昭和33年，便利堂)、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平等院风凰堂图谱》(昭和33年．便利堂)等。此外还有清水广的关于净土教建筑的系列研究(《论文报告集》)。重要的阿弥陀堂遗构除平等院风凰堂以外，还有法界寺阿弥陀堂(平安末期?)、净琉璃寺本堂( llO7年)和中尊寺金色堂( l124年)等。净土寺院遗址的研究也有所进行，如关于平泉毛越寺与观自在王院遗址的研究，具体有藤岛亥自郎编著的《平泉——毛越寺与观自在王院的研究》等成果。历史上，净土寺院实际上是净土理念与境界造型化的产物，故其寺院形象与氛围表现出净土般的优美与华丽，而造园则是其主要手段之一。净土寺院庭园成为平安时代造园的一个主要内容，相应的研究亦多。如森蕴的“净琉璃寺的建筑与庭园’(昭和34年)。净土庭园作为导入信仰的手段，是为宗教目的服务的，认识这点，对理解净土建筑、庭园的性质、内涵及其手法颇有益处。即使是仅部分遗存至今的中尊寺金色堂和平等院凤凰堂建筑、庭园等所表现的净土境界，亦使人感染至深。关于平安时代密教寺院建筑和净土寺院建筑及其庭园的研究，在建筑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中世建筑是日本建筑研究的另一重点。其研究内容依中世建筑的三大样式，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和样建筑、唐样建筑、及天竺样建筑的研究。中世建筑史研究的主题之一可以说就是建筑样式的研究，也就是说，中世建筑史的研究尤注重样式的研究。

从样式演变的角度而言，日本建筑从奈良时代前期的白凤样式(以药师寺东塔为代表)，发展至后期的天平样式(发唐招提寺金堂为代表)，已逐渐趋于成熟和定型，并作为日本传统的古典样式，历中世至近世，无多大改变，这一样式被称为“和样”，其本质反映的是唐代建筑样式的日本化。所谓唐样，则是源于中国宋元江浙一带的建筑样式。历史上宋元文化尤其是宋元禅宗文化对日本中世文化的影响极大，随宋元禅宗传人日本的宋元寺院建 筑，给日本中世建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推动，其样式成为与日本传统样式“和样”相并列的另一大建筑样式。故所谓的“唐样”，日本学者又称之为“禅宗样”。天竺样，是日本中世纪初期从中国福建沿海一带传入的建筑样式，因这一样式当时用于东大寺大佛殿的再建，故日本学者也将之称为“大佛样”，。天竺样在日本建筑史上昙花一现，其重要性远不及和样与唐样。朴实的和样、优美的唐样和拙壮的天竺样的并行发展，使日本中世建筑异彩纷呈。在发展关系上，由于中曰文化交流的不连续性以及样式移植的特殊性，中世新兴的唐样、天竺样与传统的和样之间，并不存在着前后承续和演变的关系，完全是作为三个相互独立的样式系统和技术体系并存和发展的。日本中世建筑史的研究，也因此将此三样式的研究作为相互平行、独立的内容进行，从而研究各成体系。这是站在日本建筑史研究的立场上，视日本建筑为一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对象而采取的研究方法。然若站在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立场上，以东亚建筑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日本的和样与唐样的祖形，在中国本土，实际上是发展过程上前后相承续的两个阶段形态。二者的差异，虽然有地域性的因素，但更主要表现在时代性特征上；而日本天竺样与和样、唐样祖形之间的差别，则主要是表现在地域性特征上．也就是说，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角度观之，和样、唐样及天竺样之间．具有共同的渊源和密切的关联。作为建筑史的研究，既要研究其各自独特的技术特征，又要研究其相互间的关联和异同，尤其是和样与唐样间的演变关系。

中世和样建筑的研究，实际上是古代奈良、平安时代建筑研究的继续和发展。在技术体系上，和样建筑从古代至中世，保持着连续一致的发展，且更趋成熟、定型和完善，相应的研究也越加系统、深入和细致。其中如伊藤延男所著的《中世和样建筑的研究》(昭和35年，彰国社)即为较系统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密教本堂平面的形成过程，全面网罗了现存中世佛堂平面的实例，为昭和48年度日本建筑学会获奖论文。但此书仍是一部述多论少之作。而较深入具体的研究则有浅野清关于中世前期和样佛堂的论述“镰仓时代的佛堂”(昭和37年，《佛教艺术》3O)，以及沟口明则关于中世和样佛堂尺度设计的系列研究论文，岩{木盾}保的关于中世寺院和样建筑比例尺度的系列研究论文(《论文报告集》)等等。

和样建筑的尺度比例设计，是中世和样建筑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其基本问题就是所谓的校割制，即以椽档间距作为建筑尺度设计基准的模数制度。相对于中国以材为基准的模数制度而言，枝割模数制显得十分独特，然对于以平行缘为特色的和样建筑而言，则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关于枝割模数制的形式、作用及其特色的研究，在中世和样建筑研究中，占有相当的份量，然关于其形成、性质和源流等问题，还是一个未完全解开的谜．相信枝割模数制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必有其渊源和关联，如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亦表露出与唐样建筑设计体系的某种关联。枝割模数制通过唐样建筑，似与中国的材模数制和斗口模数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在中世建筑研究的对象中，可以说唐样建筑最为重要和最具特色。首先是关于唐样建筑的源流问题，由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唐样建筑的研究，在日本实际上转化为禅宗建筑的研究，故必然涉及到作为其背景的中日禅宗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禅宗建筑传人日本的途径、方法和阶段等问题。在这一方面，以太田博太郎等的着重于文献古图的研究为代表，如太田博太郎的《社寺建筑研究》(岩波书店)、《中世的建筑》(昭和32年，彰园社)等著作中关于唐样建筑的研究。

南宋传入日本的禅宗有临济和曹洞二宗，其中又以临济为盛。相应地禅宗建筑的研究亦分作两个部分，两部分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各自不同。以临济寺院建筑为中心的研究，数关口欣也的研究最为重要。其研究主要以遗构为对象，网罗现存所有中世禅宗寺院遗构，就其平面、开间、柱高、斗拱、构架及装饰细部等诸方面，进行了细致和周密的排比分析、比较和研究．力图找出其形制，构成及其演变的规律，相继在建筑学会论文集上发表了十数篇有关论文，并汇编合订成一本专集，题为《禅宗建筑的研究》(昭和44年，私家版)，成为这一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关口欣也曾在中国同济大学留学半年，这期间考察了日本禅宗建筑发源地的江浙一带的寺院建筑，回国后进行比较研究，发表了论文《中国江南的大禅院与南宋五山》及《中国两浙的宋元古建筑》(《佛教艺术》144、155、157)，这使其禅宗建筑的研究更进了一步。日本学界认为，关于中世禅宗建筑遗构的研究，至关口欣也巳基本穷尽，再无多少空白领域，故其它及后来的学者，将研究的目光纷纷投向近世禅宗建筑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研究上，一人独揽一块领域，并为之终身努力的研究风习，在关口欣也身上有典型的体现。

与关口欣也关于临济宗寺院建筑研究相对应的是，横山秀哉的关于曹洞宗寺院建筑的研究。关口的研究以遗构为中心，而横山的研究则注重的是教义、清规、修行仪式等所影响和制约下的建筑形制等内容。《禅的建筑》(昭和42年，彰国社)一书就是这些研究的结集。横山关于禅宗建筑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是《五山十刹图》，这是一份由渡宋日僧历访南宋五山十刹、手写禅院规矩礼乐所成之图录，在日本禅宗史上，与清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从具体内容上可以看出，五山十刹图正是南宋江南禅刹之详细目录，故对五山十刹图的研究，也应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一个内容。进一步而言，日本唐样建筑的研究，对于作为唐样的祖形与母体的中国宋元江南建筑的研究，亦极具意义也有价值。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注重的是北方官式建筑的研究，而对于宋元的江南建筑．则多未顾及，独立、系统的禅宗寺院建筑的研究，亦末深入展开，这一领域近乎还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现存唐样建筑遗构，值得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日本的唐样建筑研究亦值得参照和借鉴。

关于天竺样建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源流问题，一是其遗构的研究。关于源流问题，已大体明确。即源于福建沿海一带的地方建筑样式。二者之间从整体构架到细部做法都十分一致和吻合。其实关于福建为天竺样源地的推测，最早还是出自于欧人艾克，曰人早先有推测认为其源地或是浙江沿海地区，如饭田须贺斯的《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一书。而关于天竺样的传人方式，日本一般认为是由渡宋日僧重源传人，宋人陈和卿亦起了一定的作用。然在二人所起的作用上，重作为非技术者的僧侣重源，而轻作为船大工及东大寺再建总大工和陈和卿，这或就未必那么尽符史实。日本天竺样能与福建建筑样式如此地酷似、一致和吻合，在最初阶段绝离不开来自福建工匠的具体指导乃至参与营建，不论是否是陈和卿，总之在这一阶段，中国工匠的作用当十分重要。

天竺样在中世建筑舞台上昙花一现，现存的遗构也极少，仅三、四栋，即兵库县净士寺净土堂( l194年)、奈良东大寺南大门( 1199年)和开山堂(125O年)，以及醍醐寺经藏(已毁)，天竺样建筑的研究，也就主要是围绕着这四栋遗构以及东大寺大佛殿而展开。天竺样建筑在整体结构上属穿斗结构体系，在中国南方，穿斗结构多用于民间较小型的建筑上，较重要的殿堂的结构，或用抬梁式，或穿斗抬梁并用。而天竺样产生的背景却正与此成对照，它是为体量庞大且等级最高的东大寺大佛殿的再建而引入的一种结构形式。事实证明穿斗式建筑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不适宜大型殿堂，天竺样在中世的昙花一现，或也与此不无关系。此外，对同是中世引入的正统样式(唐样)的偏爱，以及对边远地方样式(天竺样)的舍弃，当也是天竺样消失的原因之一。日本的一些研究则倾向于认为天竺样的迅速消失，与僧侣重源的去世相关。

与天竺样相对应的福建建筑样式，在中国只是一个偏远的地方建筑样式，远未引起研究上的重视，然由于与日本天竺样的关联，也有了一二篇论述、分析和总结了福建地方建筑样式的形制和特点，着眼点也还是多置于追溯二者渊源关系上。如傅熹年的《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时代大佛样建筑的关系》(《建筑学报》1981年)。

从古代到中世，日本建筑的中心和主流是来自于中国的佛教建筑，故建筑史的研究亦以佛教建筑为最主要的内容。进入近世之后，建筑的中心从宗教转向世俗。回顾日本建筑的演变和发展．自飞鸟时代佛教建筑的传人而为之一变．至近世又以转向世俗而产生变革，充满日本民族气质的建筑诞生。如寺院，神社、城郭、住宅、茶室、灵庙、学校、圣堂、剧场等等，建筑内容趋向日本化、世俗化和多样化，近世建筑的研究也相应地更加丰富多 彩。

近世佛教建筑的研究有三方面的内容，即传统佛教(密教、禅宗等)、新兴的日本佛教(净士宗、真宗、日莲宗等)，以及由中国新输入的佛教黄（?辟木?）宗。传统佛教的研究，在总体上是中世佛教建筑研究的延续，但由于近世密教与禅宗寺院建筑迅速地走向日本化，佛教建筑的古典特色逐渐失去，或诸样并用，或混融一体．各建筑样式已无昔日的鲜明和纯粹的个性。而这些特色在研究上均有相应的体现。日本近世，与传统佛教相比，新兴佛教宗派的势力兴盛，建立起大寺院，如净土宗知恩院、真宗本山东西本愿寺、日莲宗的身延山久远寺，池上本门寺、中山法华夺等，皆近世之代表性的大伽蓝，研究亦主要围绕着这些寺院进行。如《知恩院特集》(《佛教艺术》46，昭和12年、藤岛亥治郎的《日莲宗寺院的建筑》(昭和12年，雄山阁)、藤原义一的《净士真宗的寺院建筑》(昭和12昭年，雄山阁)，以及浅野清、冈野清和樱井敏雄等的关于净土宗及净土真宗寺院建筑的研究等等。

近世的佛教黄檗宗，是从中国传人日本的最后一个佛教流派，其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明末渡曰高僧福州黄檗山万福寺隐元禅师。在建筑上，日本黄檗寺院采取的是明末清初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建筑样式，形成所谓的黄檗样。日本黄檗寺院最重要的代表是隐元所开创的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及长崎的唐三寺等，它们都是典型的黄檗样建筑，黄檗寺院建筑的研究亦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寺院上。如饭田须贺斯的“长崎的中国建筑”(《东方建筑》5，1935年)，以及堀内仁之的黄檗宗建筑的系列研究。

总的来说，在日本建筑史的研究上，近世的佛教建筑远不如古代、中世显得那么重要，研究也相对而言较少，相反，世俗建筑却有了显著的发展，近世建筑中最具特色和个性的正是这些世俗建筑，如高大的城郭、壮丽的殿馆、豪华的住宅以及趣味与之完全相对的枯淡、闲寂的茶室，再有作为神、人祭所的神社与灵庙，近世日本建筑异彩纷呈。世俗建筑成为近世建筑研究的中心和重点。

此外，作为专史，建筑生产也是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和极有价值的课题。内容上大体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即生产组织、施工技术、工匠史以及工具史等。其主要论著如《关于日本建筑生产组织的研究》(昭和34年)、《职人的历史)(昭和31年，至文堂)、《日本的工匠》(昭和42年，鹿岛出版社)、《图说日本木工具史》(昭42年，新生社)等，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论文。

概括地说，贯穿古代、中世建筑研究的主线是佛教建筑，住宅和神社则是研究上的另外二个主要内容。此外，灵庙与圣堂，无疑是佛寺与神社的变体和转形；城郭与茶室，则可看作是住宅的扩张与延伸。以时间为经，以类型为纬．以佛教建筑为主线的日本建筑史研究的网络十分有序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