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建筑史研究概观

三、日本建筑史研究的方法与特点

日本的建筑史研究，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至今已是硕果累累。在总体上，全面而广泛；细部上，深入而具体，建筑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已趋于成熟。比较中日建筑史的研究可以看出，二者研究的框架体系基本相同。中日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大抵都是以历史学的社会形态和政治朝代作为分期标准，日本的古代、中世和近世三期分期方法，更有其文化发展的背景。以类型学进行横向分类研究，亦是两国一致的方法，所以说．在研究的总体方法上，中日是基本一致的。故站在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立场上反观日本的建筑史研究，既有内容上的亲切感，又有体系上的熟悉感，当然也少不了异民族文化的新鲜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而所谓新鲜感，自然有研究内容上的，而研究风气与方法上的表现，亦是其原因之一。

日本建筑史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建筑发展的性质。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日本建筑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必然以汉和兼治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关于日本建筑的性质，日本史学界是这样概括和认识的：“日本建筑的样式，直至明治维新，一直是作为中国建筑体系的一个部分而发展的”(日本建筑学大系《日本建筑史》)。其实何止建筑，从宏观的角度而言，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日本古代文化也“都是接受大陆文化经后的文化。严格地说，跟朝鲜、安南一样，都是中国文化延长的一部分”(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1985年，商务印书馆)。日本的中国绘画研究者伊势专一郎，则以绘画来表述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的小川对于本流的江河，在中国美术上更增一种地方色彩，这就成为日本美术”(《日本绘画史》，197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这虽是过谦的说法，但从中亦可见中曰艺术的亲密关系。也正因此，日本巳故画家中村不折会有这样的感受：“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的母体，不懂中国绘画而欲研究日本绘画，是不合理的要求”(《中国绘画史》序言)。那么，根据中国建筑是日本建筑的母体这一前提，不是同样也可以认为不懂中国建筑又怎能研究好日本建筑呢?日本所谓汉和兼治的研究方法，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所谓东洋建筑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正在此。日本东洋建筑史研究的本质在于日本建筑的寻根、溯源和诠释。以伊东忠太的研究为例，当年伊东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科毕业后，“即注意于日本建筑之研究，以为研究日本建筑者，首须究其历史，即悟日本建筑之发达，所得于支那系建筑者，至非浅鲜。遂又转入支那建筑之研究。于是数次来支那，实地考察．颇有所得……鄙人往时，闻日本古来之宫城建筑，取范于支那，自得实证于目前，为之狂喜。就一端论之，日本古谓宫城为九重，初意不过形容深奥之词，而支那紫禁城，自午至坤宁宫之后门．殿门适为九重，九重殿门成语有自，始知日本之九重所从出也。日本又呼宫中为朝庭，亦遂得其出典。又日本平安朝大极殿之建筑。其记录有丹楹碧（？挠？）朱栏青琐金当玉础等文字，此等具体的解释，皆得于紫禁城及其他宫殿，见于实地，所谓以支那建筑为模范，于此益情……云岗石佛窟，为鄙人所发见，视察一周．觉于日本建筑史上，遽得一大光明，感激愉快，至于不可言喻……日本建筑以佛教渡来而一变，新起样式名为飞鸟样。此飞鸟样，当然非出于六朝时代之支那艺术不可，但此种推论，恒苦不能举出实证．及见兹石佛寺(云岗石窟)之样式手法，与我飞鸟式全然相同，于是多年积疑，俄倾霍然。(伊东忠太《支那建筑之研究》，《建筑杂志》昭和5年9月)。喜悦兴奋、感激愉快，溢于言表。伊东忠太所采取的汉和兼治的研究方法，使其在研究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同辈的关野贞亦以同样的方法，研究日本建筑的两位老师——中国建筑与朝鲜建筑。伊东、关野二人作为日本建筑史研究的先驱，终成一代大家。至于对中国建筑感兴趣而在研究上略有涉及或对某个方面作有研究者则较多，研究视野的扩大，更促进了他们的研究，大多成为各个研究领域的中坚。

如村田亥治郎、藤岛亥治郎、横山秀哉、关口欣也、田中淡等。此外，通过汉和兼治的研究，日本学者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具有特殊的意义。就大者而言，日本的中国建筑研究本身就早于中国，并对中国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具体而言，日本的中国建筑研究，亦有中国所不及之处，如中国的《营造法式》，梁思成仅注释出版了半部，而日人竹岛卓一却全译通注了整部；中国对自己的宋元禅院及建筑还未来得及展开研究，而日人横山秀哉和关口欣也却从禅宗教义、清规仪式等诸方面，对宋元禅院伽蓝建筑作有一定深度的研究 ；中国对自己某些文献中的建筑内容还未加以重视，而日人田中淡却对《墨子》守城诸篇中的筑城工程内容加以详细剖析研究。密切的关系、丰富的史料，再加上特殊的角度，使得日本成为域外研究中国建筑之最佳者。伊东忠太也看到了这一点：“研究广大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日本自古和中国有密切之关系，故理解中国，远胜于欧美人士”(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同样，中国人研究日本建筑，亦有其便利之处。与欧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相比，日本的研究，也的确算得上是高水平，伊东蔑视欧美早期中国建筑研究的幼稚，谓“往往足喷饭，”亦并非尽是傲慢。然日本并不满足于与欧美相比，他们要与中国学者站在同一水准上来研究中国建筑，田中淡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这种追求本身就是一股向上的志气，一种研究的动力。

此外，对周边相关地区建筑的调查和研究，也可看作是日本建筑史研究的外围内容之一，由此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料。如藤岛亥治郎的《台湾的建筑》(彰国社，昭和22年)以及田边泰的《琉球建筑》(座右宝刊行会，昭和12年)。尤其是《琉球建筑》一书的资料，收集于二次大战前，而二次大战中，冲绳岛因战火成一片焦士，故此书成为有关冲绳建筑的唯一直接资料。

从总体上而言，汉和兼治的研究方法，不仅提高了日本建筑史研究的水平，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然日本在研究上也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即忽略历史上日本建筑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与其祖型之间联系，而将其视为一封闭系统进行孤立的研究。如此又怎能真正地认识和把握其内涵与实质。孤立地就形式论形式，从来不是史学研究的好方法。如果我们承认东北亚古代建筑的发展，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整体存在，那么对其中一个部分的研究，若忽视了与整体的关联，就难免会给人以割裂和断章之感，而这种感受，我们在日本建筑史的研究中，时有体会。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多是研究方法上的，然亦有可能是观念上的，也即在研究中带有较浓厚的感情色彩。其表现是．或不愿正视中国建筑的影响，对之避而不谈，或竭力强调日本的因素，在研究中则不免带有某些偏见。足立康的《日本建筑非支那系》一文更是奇谈，其举非主流的民居建筑的日本特征，来否定日本主流建筑的中国特征，实不值一论。历史上直至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曰古代建筑的关系，在总体上，主与从、影响与被影响这一点是明显的史实与公论。中曰关系史研究专家也指出：“离开中国文化，明治以前的日本将没有文化可说，否定中国文化的地位和价值，也就等于否定日本自身的文化价值”。遗憾的是，国内有人却以“文化交流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的”为依据，提出什么“中日两园的建筑，很难说谁影响谁为主”(《古建园林技术》1986．2)，这就完 全混淆了历史上中曰建筑间的真实关系。其实其关系十分明确．即明治以前，以中国影响日本为主，明治以后，日本则较多地影响了中国。

作为汉文化圈内一员的日本，汉文亦是其治史的基本工具和手段。日本明治以前的主要历史，都是以汉文写成，离开汉文．日本人就不能读他们自己的国史，研究他们自己的古代文化，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古代建筑。所以说，汉文也是日本治建筑史学者的一项基本功夫。尤其是在战前，日本史学界以不懂汉文为耻。认为无汉语知识者．无论史之资格，一般来说，汉文史料，日本学者加上训点，大都可读，所以甚为便利。建筑史研究的专攻文献者，则更注重汉文功底。

日本的建筑史学者，极重视专业与分工，治史者绝少谈史学以外的东西，研究的分工更为细致，一旦确定了研究对象和范围，往往持续数十年而不离研究的主题，于划定的研究范围内精耕细作，这成为日本建筑史研究风气和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大体上由纵向的时代与横向的类型，分割成许多较小的研究课题，研究者大多拥有自己的研究专题，其他的研究者．一般不介入别人已选定并进行着的课题范围，而是自己另辟新的研究课题，即使相互研究课题相同，也多在研究手法和对象上有所不同，寻求自己的研究特色。如同样是奈良时代建筑的研究，浅野清重遗构的实证复原，而福山敏男则重文献的考证与分析，二者皆成古代建筑史研究的大家。又如有的研究重历史演变，有的偏构造技术，有的从教义和仪式人手，有的着眼设计规律的探索等等。由此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细密的网络，其中选择重点课题者及研究卓有成效者．构成了这张网络的主纲。

专业分工的细致化，随之也带来了研究选题的生僻和偏小，在相对狭小的领域中，作详实周密的研究，亦可谓小题大作。这种研究确实也进行得深入、具体而透彻，其论文、专著也成为这一方面研究的经典和权威。另一方面．孤立、深入地进行某一专题研究，也易产生见木不见林之弊。故研究分工的细致化，还必须以宏观认识和总体把握为前提。然建筑史研究上选题的小而精，总较阔大稀松、浮光掠影和蜻蜓点水式的所谓研究．更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善于考证，精于推敲，也是日本研究风气与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上日本这个民族即素以细腻和精巧见长。故在研究上，其精力亦多倾注于深究细查之上。这一擅长功夫，在遗构的考证与复原研究上．有充分的运用和发挥，浅野清的奈良时代遗构的复原研究就是一典型之例，所著《法隆寺建筑综观》、《奈良时代建筑的研究》及《古寺解体》等就反映了其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浅野清曾描述过他的遗构复原研究，犹如侦探一样，不放过古建构材及遗迹上的任何一个蛛丝马迹，排除后世屡次修理对原貌的改变，尽可能恢复遗构的真像和原貌。我曾跟随浅野先生调查过日本的一些寺院遗构．其以手指叩木听音，辨别榫卯位置变动的情况，用手抹净构材面上的尘土．以寻找其改造的痕迹等动作．皆让人印象至深。浅野亦因其“对建筑遗构及遗迹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确立以及其复原研究对建筑史学和关连史学的贡献”而荣获昭和64年日本建筑学会大奖。这种深入而具体的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日本建筑研究的一个传统，日本早期建筑的面貌，大都因此而得以较清晰和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所以说，史学的方法尽管会有不断的创新，但考证的方法，依然是最基本的方法，微观而具体的研究，也总是一最有效的手段。

作为建筑史学研究，遗构和文献两方面的考证都是缺一不可的。但作为研究者而言，总是有所侧重。而作为整个学界而言，则应全面和平衡。日本在造园史研究上，亦有重遗构样式的所谓“样式派”与重文献考证的所谓“文献派”之分，有学者戏称专注于一派的日本造园史界为“半身不遂”(《庭》19S9年第5期)。

日本学者研究的精勤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资料的收集上，求多求全，可谓上天入地，无所不至。这无疑是十分难得的追求。然资料的收集，终是为了分析和解决问题，如若仅满足于资料的排比和数据的罗列．洋洋洒洒的论著中，资料占去大半，而却未提出什么新的观点，那也未必就是什么好的研究。日本的研究确是资料翔实，面面俱到。但在方法上，也存在有某些过分描述的倾向。作为研究应该说更需要的是独立、深刻的见解和自成一家的风格。人云亦云，转述描绘，则难免有错。

古代建筑的尺度设计研究，是研究上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对于这类研究，方法与思路尤为重要。近年来日本有不少学者注意这方面的研究，然学界对之却有不同的看法。如注重实证性研究的学者，颇为谨慎，或略持怀疑态度。但无论如何，这项研究当是建筑史研究中所不可缺的一个内容。古代建筑尺度设计方法，最典型的表现即模数制，这是中日古代建筑的共同特征。对模数制形式和规律的摸索和探讨，即是尺度设计研究的中心内容。日本石井邦情、浜岛正士及关口欣也等学者，分别就日本的古代建筑和中世唐样建筑的尺度构成规律及设计手法，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反复排比实测资料，分析诸尺寸间的关系，试图从中理出头绪，找到其规律和手法，并也提出了若干设想和推测，如大斗法、柱径法、拱长法、椽间距法和开间比例法等等。其基本思路多是在大量实测尺寸中，寻找一尺度构成的基准单位，上述所谓大斗、拱长和橡间距等，即是摸索出的各种不同基准单位。这些无疑都有一定的价值，大丰富了研究的思路。但也应看到，提出的无论哪一种尺度设计法，都不具有相应的普遍性，某些亦无充分的逻辑性。也就是说，建筑尺度的构成规律，至少在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域应有相应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并且还应该与建筑结构形式和生产方式之间，具有相应的逻辑关系。而日本关于中世以前建筑的尺度构成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在大量实测数据中的摸索。而这种摸索又缺少定向性的指导，故往往带有一定的臆度和盲目性。相比较而言，中国因为有了一部《营造法式》，而使得唐宋乃至元明建筑的尺度研究，有了大致的方向，而《清工部营造则例》，又为我们提供了从唐宋至明清建筑尺度构成形式演变和发展的大致轨迹，从而使得尺度构成的研究不致于过分地盲目。然日本古代和中世却没有这样一部专书，这也构成了其研究上的困难之处。鉴于中日古代、中世建筑间的密切关系，以《营造法式》作为日本尺度研究的参照和指导，或也不失为一良法。

我们知道，无序的实测数据，只有在明确的背景和原则的指导和映衬下，才能显现出其有序的规律。但日本的一些研究者，却不愿这样作，尽管《营造法式》在日本已经有了全译通注本。其原因或还在于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还是把中日建筑作为两个孤立的体系来对待。所以不能不说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类似的情况还有，如日本早期在木构建筑研究中，对测绘数据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现象及其内涵不可理解，直至与中国建筑建立起联系后，才知道这是中国古建中称作升起、侧脚和生出的做法。若无中国建筑的背景知识，又怎能正确认识和理解诸如升起、侧脚和生出这类现象及其内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