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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史的研究上，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运用，亦是一重要的环节和不可缺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作得十分出色，令人赞叹。以遗构研究的基础资料为例，日本先后维修了大量重要的古建筑，其范围主要是列于国宝及重要文化财这二级的遗构(大体类似于我国的全国重点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遗构维修的最后阶段工作是整理出版一部修理工事报告书。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报告书不但追溯了其创立沿革及相关文献史料，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修理工事的概要及其维修过程上的每一个技术细节，且还收录有修理前后的详细实测图纸及照片以及详尽的实测尺寸数据，为遗构研究提供和保存了最为珍贵、全面的第一手基础资料。经过几十年的古建维修工作．日本现巳建立起一整套由修理工事报告书所构成的基础资料系统。日本文化财委员会又根据修理工事报告书，专编有一套遗构实测图纸，归类编号，成为一套系统、全面的古建筑实测资料档案，并刊印成若干套，分属各有关部门，以供使用，依图纸编号目录，即可查找到所需遗构的实测资料，十分便利。除此之外，日本还由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丁一套《古建筑基础资料集成》，依遗构的类型及时代分为若干册，使用起来亦十分方便。另外，工具书诸如目录、辞典和索引等的齐备，亦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一个表现。可以说，日本古建筑研究之所以能够进行得如此深入和细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第一手基础资料的充足和完善。
中国至今也维修了不少遗构，但仍末建立起一套编集工事报告书的制度，也未整理汇编过较系统和完整的古建筑基础资料集成，这实在是一欠缺之处。我们的古建筑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细致地进行，整理汇编基础资料的工作势在必行，否则每个研究者都不得不亲自去收集第一手资料，而这往往又是很困难的和不现实的。我们常说，资料并不是学问，而重视资料的汇编与公刊，恰是对研究上交流与合作的鼓励，是对研究的促进和推动。资料无疑对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量重要资料的保存，也为日本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日本有十分值得自豪的法隆寺建筑，又保留了十余栋在年代上相当于中国唐代的建筑，与宋元年代相当的遗构数量更多。此外，文献史料的保存和收藏亦丰。我们在因古代早期造园史料的缺乏而影响研究的深入进行时，一部《作庭记》(约成立于12世纪)就为日本古代造园史的研究，敞开了大门。日本有了我们所没有的资料，也就容易产生我们所没有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在吸收日本建筑史研究成果的同时，更要去掌握那些重要的基础史料，进行我们自己的研究。
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而盲，日本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有许多资料只有在日本才能看到，日本的研究也有其独到之处，在许多方面更走在中国的前面。对日本研究成果的了解和资料的运用，在国学研究上，历来极受重视：“甚至可以说，不能读日本人的著作．不能充分运用日本的资料。就不能治中国的佛教史、美术史”(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 p．84)。此虽是强调之说法，然亦有其一定的道理。建筑史研究在性质上也有某些类似之处。语言是吸收域外成果的重要工具．“讲到治国学者外国语的重要性，日本文应占第一位，法俄文次之，英德文又次之，其次才是蒙藏、朝鲜、安南、西夏、突厥、梵文的学习”(同上)。这是以各国的研究成果或保有资料的数量为依据而言的。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者而言。日语又何尝不是最为重要的外语语种。
中日两国建筑史学界间的相互隔绝，语文文宇的难以勾通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中国学者读不懂日本的研究成果，日本也同样如此。在文献阅读上．日本老一辈学者大多能借助点训倒划等方法读懂汉文。而年轻的一代，汉文功底深厚者则十分有限。反观中国的学者．情况应该比日本稍有利一些．不借翻译虽难读懂现代日文，但对日本历史文献的阅读，则障碍不算太大。故这可称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古代建筑的一个有利条件。
在中日建筑史的研究上，应该说双方各自都是对方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然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上，中国远落后于日本。中曰关系史研究学者指出：“早在百年前，黄遵宪就曾指出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落后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时间虽过了一个世纪．这种情况却仍然如此．或者说差距更大了”(汪向荣《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后记》)。建筑史的研究亦然。我们的研究比起日本来说，确实少得多，在深度及广度上亦不如。此外．双方研究的角度与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日建筑的源流关系上，而对日本建筑的本身，则未作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而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则相当注重对建筑本身作具体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即使在中日建筑关系这一共同课题上，中国的研究亦偏重的是中国建筑对日本的影响以及日本建筑中所保存的中国建筑的成份等；而日本的研究，则更关注的是中国建筑日本化的过程及日本民族特色的发挥。但其中亦表露有不愿溯源、不愿讨论外来影响的倾向。正如中国在研究上亦有执着于“中国固有”观念的倾向。而这种狭隘的民族感情，则会阻碍中日建筑史的研究。据说日人饭田须贺斯所著《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一书，在日本学界评价平平，除了其本身的原因以外，或也与其选题不无关系。另外，学者在论述自本古代建筑的独创性时，有的太拘泥于小节，专注于细部和做法的比较。法隆寺建筑的云拱固然独特，完全一样的构件或许不存，但精神和本质上一致以及形式上类似的曲拱在中国汉代曾大量存在，故其影响不言而喻。若从大处着眼，8世纪的法隆寺建筑．其木构整体的精神及作法都是纯粹的中国风范，那么，细部作法还会离得太远吗?其实日本建筑上有更突出和独到的东西，如精神与气质上的韵味和风格，比之于细部做法，更有力量。日本建筑的个性和特色当主要表现在这些大处上。当然由于中日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心态各不相同，且研究的角度与立场也有相异之处，这些都会给各自的研究带上相应的色彩。
回顾中日建筑史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在始创阶段，受益于日本甚大，并且影响尤深。前辈梁思成及刘敦桢，均在日本居住和学习过。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是由伊东、关野二人开始的，他们的研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亦大。尤其是在以遗构实测调查为基础的科学的实证性研究方面。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在初期大多沉湎于文献中的寻章摘句，所以日人伊东忠太会提出中国建筑史合作研究的分工建议，即日本人研究遗构，中国人查阅文献(《支那建筑的研究》、《建筑杂志》昭和5年9月)。然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建筑史研究，则必然要将遗构的实证研究作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正是以梁思成为首的中国学者对山西等地古建遗构的实证性研究，才使得中国人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得以全面展开。随着2O多年前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史学界的关系亦曰趋密切。建筑史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更显重要。相信这对中日两国建筑史的研究，都是有益的促进和推动。在东亚近代建筑史的研究上．中曰两国已开始携手台作，相信在东亚古代建筑史的研究上，中日两国合作的领域更为广阔，意义也更为重大。一部完整而丰富的东亚古代建筑史，离不开中日两国学界的共同努力和携手合作。
(日本建筑史学者浅野先生，热爱中日古建筑。至老弥深，其长者和学者风范，令人钦仰。笔者深受其教诲和帮助，谨借此表达我对浅野先生的谢意和怀念。)
